最近看了好些摄影集,还买下了几本,今天要介绍的是立陶宛摄影师Rimaldas Viksraitis的作品集《Grimaces of the Weary Village》。
Rimaldas Viksraitis骑着自行车(亲切、灵巧的交通工具)在立陶宛的村庄来去,记录村民们的贫苦生活、艰辛劳作与纵情酒色。这些影像反映了苏联解体后立陶宛经济衰退以及传统农业系统的崩塌,经历了这种流变的村民,其创伤是以“穆里埃尔”的方式呈现的,即核心事件的缺席,记录的重心在于事件造成的辐射效应,其长时间对人们的渗透和作用,而在Rimaldas Viksraitis的作品中,酒精遮盖了真实的状态,呈现出粗暴、奇异的狂欢气息(有评论提到他和费里尼的相似之处),Rimaldas Viksraitis的影像令我想起塔尔的作品,相似的主题、动物占据的角色、以及黑白摄影。那张少女和羊首立刻让我想起《撒旦探戈》里面的小女孩和死去的猫,而那些毫无美感的身体暴露又令我想起《撒旦探戈》开篇女人用以清洗下身的盆。在乡村生活的“反诗意”上,他又和赫塔穆勒是站在一起的,即击碎了一些人对乡村“田园诗”生活的幻想,在贫困的国度和传统农业分崩离析的时代,乡村生活是艰辛甚至残酷的。但“诗意”并非完全缺席,在一些旷远的乡野背景下的劳作、在少女的双眼中,依然可以找到传统意义上的诗意,有几张甚至唤起我对苏联电影中诗影像的记忆。而在此之上,Rimaldas Viksraitis和赫塔穆勒都建立了各自的《恶之花》式诗意,一些奇异意象编织的荒诞现实。
后来看到Rimaldas Viksraitis本人的照片和访谈,比起Anders Petersen之于他的记录对象(如Café Lehmitz中的人们),Rimaldas Viksraitis本人的精神气更像是他作品里走出的一员。四十年前约瑟夫.寇德卡靠音乐进入了吉普赛人的世界,而Rimaldas Viksraitis也许就靠他的自行车以及一副乡野醉汉的姿态。
这篇短文真丰富啊。
回复删除“反诗意”之中依然存在诗意,这就是桑塔格所说的,在极端丑陋的相片之中,依然可以发现美。人们购买或借阅摄影书的根本动机,在于发现美,而不是看到丑。日本七八十年代的相当前卫的摄影也是如此的。
嗯,没错啊,现代艺术的重要部分,所以我说是《恶之花》式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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