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首诗，末几行是这样的：
你那柔静的盈盈的黑睛……当时就想立刻发短信给你。——这不就是你吗？最后还是忍住了，留着放在这里给你看，这样比较郑重。
像一瓣清思，新生的纤月
向贞洁的天冉冉地上升。
还有他的一篇叫《游伴》的短文，以宝玉一样敏感柔软的愁肠，写了他小时的一个年纪相若的女伴。就算是宝玉，也不能再更加细腻哀愁了。
他最光辉的岁月，是廿岁左右，在巴黎游学的时候。他那时候给徐志摩写的论新诗的长信，这么欢愉好辩，又充满了蓬勃的气象，可是，这样一个金子样灿烂且诗意的青年人，这样一个伴在梵乐希左右的敏感美丽的灵魂，居然在暮年时的文革中，被这样残忍的、毫不可惜的虐待了。80年代初，在被遗忘中悄然辞世。而梵乐希在法国，却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死后享受隆重的国葬。两国相较，真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专门绞杀金子样灵魂的政权。
可能作为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的——中国诗人的苦，就在于，只能去到更好的异乡去，灵魂的美和光芒才能得以被挖掘，被释放，被珍重。可是忠孝这最重要的根无法改变，最热爱熟稔的母语无法改变，牵引着游子只有回到家乡来，心才能不再戚戚，痛快地说尽自己想说。可是，那灵魂又会被这里的现实牢牢扼死、打压死了。
最后摘他写给徐志摩信里的一段话，来鞭策自己以后的写作吧：
一首好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底匠心，令我们敬佩他底艺术手腕。
再上去便要令我们感到这首诗有存在的必要，是有需要而作的，无论是外界底压迫或激发，或是内心生活底成熟与充溢；换句话说，就是令我们感到它底生命。
再上去便是令我们感到它底生命而忘记了——我可以说埋没了——作者底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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